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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回與超越:儒家經典教育的百年之變

              哲思BUCM 2021-10-09 08: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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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回與超越:儒家經典教育的百年之變



              1912年,民國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蔡元培因下令學校廢除學校尊孔讀經,理由是“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最近,山東省教育廳正在將儒家經典教育重新列入中小學國民教育的必修課,已經編纂了四套中華優秀文化教材,儒家經典教育似乎正在經歷一個百年輪回,其中的歷史意蘊,值得我們深入省思。


              趙法生老師參加儒家經典教育課程會議


              儒家經典教育在國民教育中的地位,與對儒學現代性的研判密切相關,二者差不多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沒有人會質疑五四先賢們批評孔子的主觀動機,如何促進古老帝國的現代轉型,避免中華民族被瓜分豆剖的命運,是他們的內心關切;他們為此高舉起民主科學兩面大旗,則為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指明了方向。因此,如果儒家經典真是與共和不合,尊孔真得妨礙信仰自由,那么,二千多年歷史的儒家教育也就可以壽終正寢了,畢竟,正如魯迅所說,我們不能為復古犧牲了現代,為古人犧牲了今人。

              但是,歷經百年之后再來審視此一問題,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在東亞現代史上,最先完成現代轉型的,并不是徹底否定儒家傳統的國家和地區。比如在東亞最早進入現代化行列的四小龍,儒家傳統非但沒有遭受扒祖墳式的批判,反而依然受到尊重,儒家的一些修身做人思想依然在國民教育和社會教化組織中發揮重要作用。隨后步入現代行列的一些東南亞國家也存在相似的情景,比如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在那里,華人社團依然珍視并傳承著以儒家道德為主體進而儒釋道互補的文化傳統,儒家倫理在家庭和諧和社會建設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相反,徹底全面否定傳統文化的國家,則往往在現代轉型中步入困境。這起碼說明,儒家道德并不必然是現代轉型的絆腳石。其實,源遠流長的儒家文化本身存在許多面向,文化與政治之間也存在著復雜的雙向互動關系,在救亡壓倒啟蒙的特殊歷史背景下,五四先賢們或許將這些問題作了過于簡單化處理。

              顯然,我們不能說儒家思想的所有內容都適應于現代社會,其政治思想的許多內容比如漢以后經由儒法互補而形成的三綱之說,的確與共和不合,否定三綱已經成為多數學者的共識。但是,五倫和五常之道則不同,五倫強調的是五種雙向互動的人倫關系,規定了父子、夫妻、上下級、兄弟、朋友之間彼此的道德義務,與仁義禮智信的五常道一樣,經過適當修改變通,依然是當代人“不可須臾離也“的倫理法則,否則,人禽之辨的界限將趨于模糊,社會的道德底線將會洞穿,從而將社會置于倫理秩序的危機之中。實際上,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在社會節奏不斷加快的現代社會,人們對于五倫與五常之道的需求,不是弱化而是強化了。所以,牟鐘鑒先生主張,對于現代社會而言:“三綱一個都不能要,五常一個都不能少“。五四先賢們在批孔的時候,顯然對于儒家的一般社會倫理和政治倫理之間缺乏必要的分殊,從而在對待傳統文化的判斷上出現誤區,將倫理問題和政治問題混為一談。比如我和祖父的關系,到底是平等還是不平等?從政治權利來講,我們是平等的,祖父不能因為他是祖父就可以比孫子享受更多的公民權。但是,從倫理輩分而言,我們又的確是不平等的,爺爺與孫子不能本末倒置,孝親敬老是人應盡的倫理義務,比如在餐桌上請爺爺先動筷子,如孔子所言:“有酒食,先生饌“,以及在走路時“長者先,幼者后“,并不違背政治上的平等原則,反倒是人倫親情的表現,以此培養尊老愛幼的良好家風,而儒家正是首先喚醒人的家庭血緣親情,然后推而擴之,達之天下,培養民胞物與的君子人格。


              從近代社會轉型的經驗看,儒家文化圈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百年來堅持尊孔讀經,既沒有與共和政體相沖突,也沒有與信仰自由相違背。究其原因,是在堅持依法治國的現代理念的同時,將儒家道德限定于家庭和社會倫理,發揮其修身齊家和化民成俗的功效,從而在社會倫理與政治領域之間劃分開一道界限。只要做到這一點,就能將儒家倫理政治化所產生的各種流弊,消除人們對于所謂“政治儒學“的擔憂。這同時也說明,五四先賢們的耽心并不全是杞人憂天。如果不能厘清政治與倫理的邊界,將倫理政治化或者政治倫理化,勢必會與現代社會的基本理念相沖突,重新產生清儒批評理學時所說的“以理殺人“的后果。

              回顧儒家文化的百年命運,總結沉甸甸的歷史教訓,我們或許可以更為客觀理性地審視評價儒家思想,并對儒家與現代社會的關系作出一點持平之論。同任何一種古老文化思想一樣,儒家思想中的確包含足以適應現代社會以及與現代社會彼此沖突的元素。其實,古代儒家學者早已對此有所洞察,并提出了常和變一對概念,前者代表儒家的常道,是超越時空的價值準則;后者則是具體時代的產物,只能適合于某個具體時期。對于前者要因,不因不足以續道統;對于后者要革,不革足以開新命。通過傳承創新,實現儒家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正是儒家文化的當代使命,而這一使命將首先落實到國民教育系統,通過儒家經典的回歸來實現。因此,百年之變將注定不是儒家教育的復古,而是再創造,并經此創造實現對于傳統儒學的超越。


              錢學森之問已經成為困擾著現代中國教育界的一大心結:看上去如此發達的現代教育何以無法培養出真正的大師?其實,對此問題,被稱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先生,在八十多年前已經預先作出了回答。他把現代中國教育稱之為不中不西的教育。所謂不中,是丟失了儒家性情教育和人格養成傳統;所謂不西,是徒然學習了西方教育的形式而沒有學來西方教育的創造力。所以,中國教育的當代出路在于匯通中西,打通古今,這也是造就未來大師的不二法門。百年歷史的經驗教訓從兩方面證明,不管還要經歷多少顛簸與曲折,中國教育最后只能步入這唯一的坦途。

              從這一背景下來審視山東的經典必修課試點,就足以明白其非同尋常的歷史意義。中國大陸的經典教育在學校已經中斷百年之久,時代呼喚經典歸來,以解決當代教育魂不附體的問題。賦予儒家經典教育以必修課地位,意味著儒家經典教育真正回歸國民教育,其意義不容小覷。目前全國各地學校的經典學習,表面上熱鬧非凡,實際則意義有限,它們多半是以晨讀或者校本課的形式進行,非但不是必修課,連選修課都算不上,并沒有真正課程化。因為不是必修課,缺乏專門的課時、教材和教師,使得所謂的經典教育成了名副其實的“教外別傳“,那些兼任經典教育的語文課老師們,心里念念不忘的并非經典義理和學生的修身而是他們自己的語文課的考試成績,可謂身在曹營心在漢,這自然是考試指揮棒在發揮神通。海外的中華文化課程的教師曾經告訴筆者:如果不考試,學生和家長對于經典教育會立即興味索然。所以,只要不能課程化,不是必修課,不列入考試科目,不管口頭上將經典教育抬到多么高的地位,說得多么重要,都不過是一些形式表態話語而已,只能讓人聽起來舒服,注定難以取得實效,就像對一個無法取得學籍的孩子描繪他大學畢業后的遠大前程一樣。所以,我們期待著山東省的傳統文化教育列入必修課的歷史性工程,能夠克服各種現實困難,取得實際的進展與突破??梢詳嘌?,優秀傳統文化正式成為國民教必修課的年份,將是當代經典教育的真正元年。?

              ???(轉自:騰訊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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