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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學院】中國商學院學術環境調查

              南開管理評論 2021-11-21 16:22:30

              ??????作者|趙向陽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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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本研究的最初想法來源于本文作者與他人在“華人創業學者微信群”(2015年6月11日)的一次“爭論”。后者覺得中國商學院的學術環境一片光明,而前者則批評后者是“睜眼說瞎話”。為了讓爭論有理有據,本文作者設計了一個基于微信的調查,在五天時間內收集到了207份有效問卷,然后對所爭論的問題進行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期望對相關問題獲得更深入的洞見,以幫助中國商學院健康發展。



              問題的提出


              每一種能夠長期存在的社會組織都有其獨特的社會功能和地位。改革開放以來,伴隨中國經濟的成長,尤其是近20年來,國際化思想逐漸成為各類大學舉足輕重的教學及學術力量。在招生規模、招生質量、基金申請、論文發表以及創收等方面,商學院(這里所說的商學院泛指各種類型的商學院、管理學院、經濟管理學院、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等)展現了比之絕大多數傳統人文社會學科(學院),甚至比部分理工學科(學院)對于大學排名遠為突出的貢獻。作為中國商學院的教師、學者,置身于這片繁榮景象,從個人而言到底獲得了多少自我滿足,自我認同,甚至是來自社會的正面評價,卻未必存在顯然一致的答案。


              事實上,自本世紀以來,即使是中國一流的商學院紛紛效仿的美國商學院,在學術生產、社會貢獻、管理理念等方面也開始遭到激烈地質疑(Pfeffer, Fong.,2002;M. L., Emiliani,2004;Penelope Marrington, James Rowe,2004;Bennis, O’Toole,2005;Sumantra Ghoshal,2005;J-C Spender,2005;明茨伯格,2005)。其中既有對管理學術研究可靠性的不滿 (Hubbard Raymond, Daniel E.Vetter, 1996),單一研究范式的危害(Evert Gummesson,2006),研究旨趣的匱乏和社會責任的缺失(Sumantra Ghoshal,2005;David J. Reibstein, George Day, & Jerry Wind,2009);又涉及學術評價的弊端(Adler N. J.; Harzing A.,2009;?zbilgin M.F.,2009;Giacalone R. A.2009),以及大量違背學術倫理的研究行為(Arthur G. Bedeian. Shannon G. Taylor,2010)。早在2004年的世界管理學(AoM)年會上,卡明和瓊斯就曾指出:“大量的知識無法跨越研究和實踐的鴻溝,……,很少有實踐者會閱讀我們的研究,欣賞它們的實際價值(Thomas G. Cummings &Yolanda Jones,2004)?!钡旰?,這種情況到底有多少改進?甚至有學者重提商學院的合法性危機(Currie, G., D. Knights and K. Starkey,2010)。


              非常類似地,近年來,中國管理學界無論從基金委學部領導、領導型學者還是普通學者,在目睹并親歷管理學術共同體如何艱苦地順應國際化潮流,學習如何按照西方規范發表論文并蔚然成風之后,卻發現商學院總體表現遠未達到社會的普遍預期。其中既有比較系統化、整體性的反思(郭重慶,2008;Anne S. Tsui,2009,2013;席酉民,韓巍,2010;韓巍,席酉民,2010);也有以《管理學報》為平臺,圍繞“研究與實踐”的脫節問題規?;l表的一系列反思性文章(羅紀寧,2005;羅珉,2008;郭重慶,2008;張玉利,2008;孫繼偉,2009a, 2009b, 2010, 2011;呂力,2010,2011;陳春花,2010;陳勁,王鵬飛,2010;楊乃定,2011;韓巍,2001a,2011b)。近期,也有人對于管理學院學術評價和業績管理的通行做法也提出了質疑(韓巍,2014)。盡管從反思、批判的廣度和深度上來說,中國管理學界與國際管理學界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但這一努力至少部分地說明,只有必要的自省才能使商學院正視當下可能存在的問題,才能夠期待中國管理學術共同體秉持某種信念走向值得期待的未來(Anne S. Tsui,2013)。


              當然,上述討論偏重于“概念化分析”,盡管有可能作為既有事實的可靠表征,但研究者還是好奇,基于中國管理學者,尤其是大陸管理學者群個體的經驗感受(自我評價)到底是證實,抑或否證這種被不斷重復的“分析–論證”所建構的商學院景觀。因此,采用基于訪談和問卷調查的定量研究能夠彌補其不足,讓我們對中國商學院的學術環境、以及深陷其中的師生的生存狀態有一個更加全面的了解。關于本研究,有學者開玩笑說“商學院的老師都是在研究別人,而你則是在研究我們本身”(杜運周,微信評論,2015/6/16)。而作者則相信蘇格拉底的名言“未經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



              本調查所涉及的主要問題


              本研究關心如下問題。


              ? 近年來本文作者越來越深信,人口統計學變量可以解釋許多現象和規律。尤其是在對一個新的問題進行研究之初,我們并不一定需要一頭扎進細枝末節中,探討人口統計學變量背后深層次的心理學因素。那么,一些重要的人口統計學變量是否影響關于中國商學院學術環境的現狀評價和未來預期?例如,性別、年齡、職務類型、是否有宗教信仰、是否曾經留學海外等等。


              ? 中國商學院中男女教師的比例分布?以及這種性別結構對商學院的知識創新和知識傳播有可能有什么影響?男性和女性對商學院學術環境的評價是否有顯著性的差異?女性的評價是否比男性更高?為什么?根據我們的初步調查顯示,中國商學院男女比例接近50:50。在歷史上,男性一直占據學術界的主導地位,而商學院的這種“女性化趨勢”或者“男女平等”對知識創新、權力結構、學生培養等有何影響,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 不同職位的教師(講師、副教授和教授)對中國商學院的學術環境的評價有沒有顯著性的差異?他們對IACMR(中國國際管理學會)的歷史貢獻和局限性的評價有沒有顯著性的區別?他們對中國商學院未來學術環境的預期是否有顯著的差異?博士研究生一直被某些教師當作“學術勞工”,博士研究生對以上問題的看法是否與教授之間存在非常大的差異?


              ? 研究型大學(985高校、211高校)的教師對學術環境的評價與其他非重點大學的教師之間有沒有顯著的差異?是否211院校的教師對學術環境的評價更差?因為他們有比較沉重的科研壓力?等等。


              ? 國內商學院學術環境中最令人不滿意的因素主要包括哪些?同樣的,國內商學院學術環境中最令人滿意的地方包括哪些?基于微信里的評論,我們總共列出了15種主要因素,包括,考核體制、論文發表過程、基金申請、復雜而快速變化的商業環境、與學生互動所帶來的成就感、熟悉的文化環境所帶來的歸屬感等等。除了采用問卷的定量研究以外,我們還采用詞頻分析和內容分析的方法,對開放式問題(“你覺得中國學術界最需要改變的是?)中參與者所填寫的內容進行編碼分析(張田正在進行這個方面的詞頻統計和內容分析)。最重要的是,如何超越對現象的簡單描述,采用類似赫茲伯格的“激勵-保健理論”來解釋所觀察到的現象?


              ? IACMR的歷史貢獻到底如何?這是一個敏感的問題。有人說“如果沒有IACMR,中國的管理學可能會發展地比較慢,但是一定會形成一個更加豐富的生態系統,接近日本和德國管理學界所達到的狀態,我們可能有機會提出自己的中國式管理理論。但是,恰好因為有了IACMR這片速生林,才徹底吞沒了其他生物存在的空間。所有的人只能被這股潮流裹挾著,以實證研究和論文發表為導向,否則無法生存。這就造成過去的15年里,中國管理研究缺乏真正的知識貢獻和對實踐的影響力”(趙向陽,2014/04,電子郵件)。為此,我們將IACMR和陳明哲教授所發起的“中國管理學者交流營”進行了比較調查,試圖搞清楚這個敏感的“學術政治”問題。


              ? 最后,基于個人經歷和研究興趣,我們關心中國商學院的教師的心理健康狀況。世界衛生組織調查顯示,目前全球范圍內有超過3.5億人患有抑郁癥,遍及各個年齡層。抑郁癥已經成為世界第四大疾病,每年因抑郁癥自殺死亡人數高達100萬人。預計到2020年抑郁癥可能將成為僅次于冠心病的人類第二大疾患。據中國疾控中心精神衛生中心統計,我國有各類精神疾病患者逾億人,抑郁癥是其中一種重要病因,其發病率在整個人群中可達5%到6%,在工作人群中的患病率為2.2%到4.8%。那么中國商學院的教師焦慮癥和抑郁癥的發病率如何?這個工作是否屬于高危人群?等等。



              研究方法


              我們采用基于微信的調查,總共設計了16道題目,技術支持由金數據公司提供www.jinshuju.net。本文作者在五個微信群中反復提醒符合條件的師生填寫問卷。其中包括“華人創業學者群”、“中國管理學者交流營”、“中國管理學者(京津)營”、“戰略咖茶談”以及“本土管理研究”等。為了排除來自海外的學者誤填本問卷,我們對IP地址進行了詳細分析,將16名在海外工作的學者排除在外(或者作為對照組進行了獨立樣本T檢驗)??傆嬍盏絾柧?23份,有效問卷207份。


              從性別上看,男性占52%,女性占48%。從職務上看,在讀博士生11.2%,講師23.3%,副教授38.6%,教授26.9%。曾經留學海外一年以上的人員占49.3%。從信仰的角度看,黨員占61%,基督徒占4.0%,佛教徒4.9%,無宗教信仰人士占30%。從大學類型上看,985高校占56.3%,211高校但是非985高校占16.2%,其他非重點院校占27.4%。從是否參加學術組織的身份上來看,參加IACMR的人占48.4%,參加過“中國管理學者交流營”的人占25.6%。我們主要采用描述性統計分析,以及單因素方差分析和內容分析對數據進行了分析處理。



              定量研究的主要結論


              首先,獨立樣本T檢驗表明,大陸學者和海外華人學者對國內學術環境的現狀評價、未來走向和對IACMR的評價不存在顯著差異?;谘芯磕康?,我們也只采用了“干凈”的大陸學者的樣本進行分析(207個)。國內學者對商學院學術環境現狀的評價如圖1所示,對未來學術環境的預期如圖2所示,對IACMR和中國管理學者交流營的評價如圖3和圖4所示。很顯然,對學術環境現狀感到很滿意的人比例很低(1.8%),而很不滿意的人數則相對而言很高(11.7%)??梢?,國內學術環境現狀堪憂。談到對未來學術環境的預期,從數據的分布形態上來看,則相對比較樂觀一些。對IACMR壓倒性的評價是貢獻大于局限性(48.1%),但是也有16.6%的人認為IACMR的影響功過各半,甚至負面影響更大??傊?,這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情。



              圖1 關于中國國內商學院學術環境現狀的評價



              圖2 關于未來中國商學院學術環境的預期



              圖3 關于中國國際管理學會(IACMR)的歷史影響



              圖4 關于“中國管理學者交流營”的歷史影響


              數據分析表明,大學類型并不顯著地影響對國內學術環境的現狀評價和對未來的預期,但是,大學類型的確影響對IACMR的評價,985和211大學的師生對IACMR影響的評價比其他非重點院校更加積極(p=.056)。此外,性別并不影響對國內學術環境現狀評價和未來走向的預期,也不影響對IACMR的評價。而不同年齡階段的人,對國內學術環境的現狀(p=.090)和未來走向(p=.046)的評價則存在比較顯著的差異。越年輕的人對現狀越滿意,越年輕的人越覺得未來充滿希望。這或許是因為年輕學者“少年不識愁滋味”,還沒有機會更深刻地了解到學術工作的艱難和現實,也有可能是因為學術環境近幾年發生了某種良好的變化。當然,還有可能是因為年長學者長期接受狹隘的研究范式的馴化,又疏離于現實,“樂在其中”且缺乏反思的結果。只有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才能揭示背后的心理機制。


              與直覺經驗相反,職務并不影響對學術環境現狀的評價、對未來的預期和對IACMR的評價。但是,是否有海外學習和工作經歷,很明顯地影響著對IACMR的評價。那些有海外經歷的學者對IACMR的評價更加積極(p=.001)。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他們更認同西方的研究范式和論文發表體系,能在IACMR的圈子里活得更加有滋有味。關于本問題,本調查的局限性在于,我們沒有詳細地調查和分析參與者獲得博士學位的國家,以及是否在海外有工作經驗等,否則可能得到更深入的洞見。


              是否有宗教信仰,則顯著地影響著對國內學術環境的評價。那些信仰基督教和佛教的學者,對現狀的評價更差(p=.076)。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對道德要求更高(基督教中的“圣靈”和佛教中的“無我”),或者更具有反思性,無法接受現實。也可能是因為現實很殘酷,他們才選擇了宗教信仰。至于是否為黨員,則不影響他們對國內學術環境現狀、未來走向和對IACMR的評價。未來的研究應該把黨員這個群體細分成兩個亞群體:①黨員而且信仰堅定;②黨員但是不那么有堅定信仰的。這是因為參與調查的人中,有人對是否具有黨員身份和是否具有信仰、功利心強弱以及是否具有獨立批判精神有較為負面的看法。


              數據分析表明,“是否是IACMR會員”會顯著地影響對IACMR的評價(p=.000)。IACMR的會員非常認同IACMR的歷史貢獻,認為IACMR的貢獻大于局限性。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完全可以從ASA理論(Attention-Selection-Attrition)來解釋,也可以用生存者偏差來解釋。作為一個新的松散型的學術組織,“中國管理學者交流營”仍然處于草創階段,其影響力和被了解的程度遠不如IACMR,59.5%的大陸學者無法評價它的影響,而只有35.4%的人無法評價IACMR的影響。進一步數據分析表明,凡是參加過“中國管理學者交流營”的學者對IACMR的評價更加積極(p=.000)。其中的原因可能包括組織認同、社會比較等等。


              進一步分析發現,國內商學院學術環境中令人最不滿意的因素(圖5)排在最前面的五個因素分別是考核體制不合理、發表中文論文中充滿挫折感、待遇差、申請基金不公平以及教學工作量過大。而最令人滿意的前五大因素(圖6)則包括熟悉的文化環境、朋友多,有歸屬感;在與學生的互動中有成就感;商業環境復雜且快速變化,研究機會多;有機會深入公司實踐,與實踐互動;中國是全球關注焦點,有自豪感;以及有教學成就感等。事后分析表明,本問卷設計有值得進一步改進的空間。如果我們列出10到20種因素,請參與者從一個共同的項目反應集中分別選擇出“最令人滿意的因素”和“最令人不滿意的因素”,或許我們可以借鑒赫茲伯格的“激勵-保健雙因素理論”來進行理論分析。未來的研究設計,可以設計地更加嚴謹一些。



              圖5 關于中國學術環境中令人最不滿意的因素(多選題)



              圖6 關于中國學術環境中最令人滿意的主要因素(多選題)


              最后,本調查數據表明,有11.6%的管理學者曾經或者現在患有重度或者中度焦慮癥或者抑郁癥(圖7)。相對于整個人群中5%到6%的發病率,工作人群中的患病率2.2%到4.8%來說,管理學者絕對屬于高危人群。其中的原因可能包括商學院是離市場最近的專業、國內學術環境令人不滿意、商業環境的復雜性和動蕩性、信息爆炸所帶來的知識更新方面的過高要求等等。數據分析表明,對國內學術環境的評價(p=.000)和對未來學術環境的預期(p=.000)在是否得過抑郁癥的人員之間存在非常顯著的差異。那些曾經或者現在正罹患重度和中度焦慮癥和抑郁癥的學者,對現狀的評價和對未來的預期顯著地差于那些沒有或者只是有輕微的情緒低落的人。如果我們把焦慮癥和抑郁癥作為因變量,數據分析表明,年齡對抑郁癥患病率有顯著的影響(p=.057)。年齡處于31歲到45歲之間的學者群是抑郁癥的高發病率人群,這與其他相關研究表現一致。這個年齡階段的人,出于事業的爬坡階段,大多數處于講師階段,生活上“上有老,下有小”。相應地,職務與抑郁癥的發病率之間也有顯著關系(p=.072),講師比其他人群有更高的發病率。很顯然,這些“青椒”屬于學術金字塔的最底層,生存壓力非常大。最后,非黨員比黨員有更高的抑郁癥發病率(p=.032)。這可能是因為黨員更加適應中國的社會環境,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在體制內晉升的速度更快。



              圖7 是否曾經得過焦慮癥或者抑郁癥



              定性研究的主要結論


              針對開放式問題“你覺得中國學術環境最需要改變的是?”,本問題收到207個反饋。通過人工編碼,可以將意見集中歸為八類,并在此基礎上,通過Excel進行了簡單的比例統計。具體情況如下所示。



              圖8 你覺得中國學術環境最需要改變的是?

              首先,學者最期望中國學術環境改變的是“評價、考核、晉升體制”(30%)。從原始數據中可以讀出學者們對于考核指標“多元化”、“重視教學”的急切愿望。其次,困擾中國學者的問題是“行政化”(22%),也即行政化、官僚化、政治化帶來的學術壓抑、效率低下以及學者尊嚴受損。次之,是對整個學術環境的公平和功利化的擔憂與改變的期待(13%),對現在的環境評價為“功利”、“浮躁”,期待更為“自由”、“公平”、“公正”和“寬容”的環境。之后,則是對學術研究質量提高的期望(12%),主要是針對研究者自身的“嚴謹性”、“求真”態度,以及呼吁學術研究為志趣而做,或是為增進實際價值而做。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學者們對于學術界的腐敗現象也同樣深惡痛絕(7%)。大家的反饋表明學術界的“圈子文化”依然盛行,“幫派”現象依然強大,“學術壟斷”和資源分配不公,甚至“作假”、“抄襲”也是大家迫切希望改變的。學者們同樣對于期刊發表也有意見(6%)。大家希望“發表論文的渠道能公開透明”,希望期刊能夠改進評審制度,期刊審稿能夠真正以幫助學者成長和提高學術水平為要旨,投稿流程以方便學者為出發點,盡可能簡單,盡可能有詳細的審稿意見,方便大家提高改進,建立良好的學術對話體系。


              待遇是一個相對不是非常高頻的議題,只有少數反饋涉及(5%)。大家認為“提高科研人員和教師的待遇,營造輕松學術氛圍”、反之“基本待遇差,學術研究變成了謀生手段,很功利”。另外有一部分被列為“其他”意見占5%的比重。主要表達了中國管理學領域中存在的問題國外也同樣存在,或者是中國的現狀還是令人滿意的,不需要改變,學者需要更為積極樂觀的形態,不要拿著國家的錢罵國家等。


              以上粗略的內容歸類與分析與前面的問卷統計內容基本相符。



              未來的研究方向


              在本調查的基礎上,我們下一階段的研究將大大擴充研究問題的廣度和深度,包括對實證研究的評價、學術評價體系、本土管理研究等問題。我們期望編寫內容更豐富的問卷,然后,采用微信和IACMR官方網站發布問卷,邀請更多的參與者進行調查。包括海外華人學者,我們將從國內和國際兩個視角進行比較研究。


              進一步地,我們將從用戶的視角(管理者和學生)來評價華人管理學者的知識貢獻和社會影響力。我們計劃從一些權威的核心期刊上(例如,AMJ,SMJ,JIBS,MOR,《管理世界》等),將華人學者近五年來所發表的實證研究論文中的研究假設摘抄出來,適當口語化翻譯成管理者能理解的內容,然后請管理者和學生做出“真假判斷”??纯椿趯嵺`、常識和直覺所得到的判斷與花費了大量的科研經費所得出的實證研究的結果之間是否存在顯著性的差異。我們將進一步探討管理學的研究中是否存在一些超越經驗和常識的新奇知識?i


              (感謝深圳大學管理學院韓巍老師所提出的建設性意見,以及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張田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的博士生朱金強,以及某金融大數據創業公司的CEO蘭宇先生在數據分析方面的支持)


              【來源】《管理學家》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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